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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浮山最早的文學書寫

嶺南小札之六

□陳橋生

嶺南的獨特地理位置,決定了其每逢中原動蕩戰亂便成為避亂之所。晉宋之際,瑯琊王氏的王叔之,也是因為避亂,來到嶺南,來到羅浮山。

王叔之,字穆仲,瑯琊人。據《羅浮山志》記載,晉宋之際,王室多艱,叔之與兄伯之共將家口踰嶺依廣州刺史王鎮之。愛羅浮之勝,築室鳳凰洞之南,攜子弟讀書其中,自稱處士,示無宦情,庭植蘭菊。

伯之、叔之兄弟二人,扶老攜幼,翻山越嶺,來投奔刺史王鎮之,其聲勢不遜于此前葛洪之率子侄俱行避地嶺南。葛洪得廣州刺史鄧岳極力挽留,走向羅浮山;王叔之依廣州刺史王鎮之而築室羅浮。羅浮山一時成為隱逸士人的向往之地。

在羅浮山,有關王叔之的遺跡也有不少。據《羅浮山志》:“世傳王生得仙,至今王子洞猶存。”有九眼井,傳為晉王叔之所鑿,味亦甘,與卓錫泉相似,飲之除病。黃才伯雲:凡水出羅浮者,大抵金液濡滋之所委,清冷甘美,可以蠲邪而起痼,雖人力所鑿者皆然。

瑯琊王氏為東晉高門士族,擁有獨樹一幟的政治、文化素質上的優勢,他們的家族式南遷,對于嶺南文明的開發,其影響是不可估量的。如果説葛洪是借助了妻子鮑姑的力量,走的本土化策略,在中下層群眾中發揮著異乎尋常的作用;那麼,高門士族王氏的南遷,更像是一股清流,是風習的熏染,讓嶺南人民見識到這些文化士族的家風,見識到代表那個時代最高的文明禮儀。

王叔之來到嶺南,唯一做的便是“愛羅浮之勝,築室鳳凰洞之南,攜子弟讀書其中,自稱處士。”雖然,其讀書的具體情形,並沒有文字記錄下來,但“攜子弟讀書其中”的字眼,不難讓我們想到如《世説新語》中記載的王謝家族般的文學活動場景。無論身處何地,無論如何顛沛流離,“攜子弟讀書”始終是他們的首要之義。這是他們處身立世的姿態。而這種姿態,極大地豐富著道教名山羅浮山的文化內涵,為其增添了別具意藴的文學色彩。此後,羅浮山不僅是道教名山,也不斷地書寫積淀著其文學名山的內藴。

逯欽立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“宋詩”卷一開篇就是王叔之的兩首詩。其一《遊羅浮山詩》,可謂現存最早遊羅浮山的詩:

菴藹靈岳,開景神封。綿界盤址,中天舉峰。孤樓側挺,層岫回重。風雲秀體,卉木媚容。

寥寥數語,勾勒出整個羅浮山的輪廓面貌。開篇點出其作為道教名山的“靈岳”的根本特性,綿延盤繞,中天舉峰,孤樓側挺,風雲點染,花木爭艷,其“秀”其“媚”,乃令遠從北方來的王叔之愛慕流連,形諸詩咏。

其二《擬古詩》:

客從北方來,言欲到交趾。遠行無他貨,惟有鳳皇子。百金我不欲,千金難為市。

秦漢以來,交趾都是貨物貿易的樞紐中心,然而,在王叔之的筆下,“遠行無他貨”、“百金我不欲”,顯然不是為貿易而來的,他帶來的是什麼呢?“惟有鳳皇子”。從西漢時最早被貶徙合浦的王章妻子“採珠致産數百萬”,到三國吳時陸績的“罷歸無裝,舟輕不可越海,取石為重”,再到晉宋之際王叔之的“惟有鳳皇子”,屬于物質的、形而下的成分在不斷減弱,精神層面的、形而上的交流成分在不斷增強,意味著彼此交流的層次在持續加深。“鳳皇子”雖然只是一個詩歌的意象,但透露出來的時代的氣息變化,已是不言而喻。歷史的記載看似片鱗半爪,互不連屬,然而不經意間的一瞥,便可能讓我們領略到歷史的走勢,會心一笑。所謂草蛇灰線,伏脈千裏,注此寫彼,手揮目送,這是歷史的奇妙。

嚴可均輯《全宋文》中錄王叔之文共有九篇,大體也都與其南遷經歷、處士心態相關。如《翟雉賦》點出荊楚之地,應是其南遷途經該地時所作:

余在荊楚,見人有養雉翟二鳥者,慨然感之,而為賦雲:含野氣于人途,信多懼而少嘉;雉見質而不陋,翟表文而不華,映寒條之始綠,發冬秀之余葩。

“含野氣于人途,信多懼而少嘉”,越是高潔,其命運越是堪憂,賦翟雉,也是作者的自賦,翟雉的向往當然是山間之綠樹紅花,這不也正是亂世中作者心中之所想嗎?所以,一入羅浮名山,恰似金風玉露相逢,難怪王叔之便“庭植蘭菊,示無宦情”,全身心托寄于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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